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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姥爷的杰作之一 |
上集 - 马先生口述（马太太执笔）
我家的故事要从我姥爷讲起：我姥爷名字叫马铭梁祖籍浙江宁波人，应该是1900年生人，小时候家境清寒，但是家里还是让孩子们读了书，姥爷还有一个弟弟，长到十几岁父母决定让兄弟俩每人选一门手艺，弟弟选了木工结果就做了一辈子的木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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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姥爷-马铭梁 |
哥哥马铭梁则选做建材生意从学徒的端尿盆做起，一次偶然的机会从此离开家乡沿海北上来到了青岛，自从德国租借建设港口和铁路，青岛遂因“一港一路”而兴，继而成为德日在华商业的中枢。在德租时期完成了从偏远渔村到商贸城市的演变，因德国将青岛按照西方城市模式构建，日本占领时期和回归民国后依旧沿此方向发展，使得青岛带有浓重的西洋色彩，至此姥爷的事业也随之成功，但仍旧属于中小建商，在青岛被称为近代青岛最早的华人建筑商，于1919年创立了自己的新慎记营造厂，经营混凝土工程业务，并承包综合工程。主要承建馆陶路青岛取引所混凝土灌装工程、中山路银行楼群、大学路中国银行宿舍等。办公地址在西康路6号甲。马铭梁则住在金口二路4号的私宅。跟他有关的建设有：青岛交通银行；青岛大学路14号银行大院 （1932~1934），据说，其平面布局和建筑样式在国内绝无仅有 ，是国内宿舍公寓楼院的一种范本，这个大院后来是青岛的著名的文化院，里面琴棋书画、文体兼备，人才济济一堂，发生了很多故事（https://m.douban.com/group/topic/13900569/）；还有正阳关路36号义聚合钱庄别墅 （1942年）；西康别墅（1938年）；大陆银行旧址，位于市南区中山路70号（1934年）；青岛近代银行建筑，占地面积733.33平方米，建筑面积1582.72平方米；还有幼儿园，职工宿舍...以大学路附近老区为多....
姥爷娶了两个老婆，大老婆外婆生了一男（我舅舅马绪涛毕业于上海复旦土木工程后来是山东省的政协主席）一女（我姨后来参加中共地下党），二老婆也就我的姥姥我们叫她阿娘，没有文化上过两年私塾，识字但不会写，她生了两个女儿，老大聪明伶俐3岁死于肺炎，我母亲生于1933年是他们的掌上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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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姥姥，我妈和姥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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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青岛祖宅 |
1949年解放前夕，大多数商人都离开了青岛，姥爷因为所有的资产都投在了建材上同时对共产党也抱有期望，决定全家留在青岛，解放后公司合营他的新慎记营造厂并入国营青岛建筑公司。姥爷为了让他的长子有一个好的前途他们主动放弃合营工资待遇，用钱换取了未来，姥爷讲他的一生有过两次生意上的亏损，一次是日本人侵占青岛1915-1922殖民统治没收了他的所有财产，另一个就是共产党的公私合营，也许是现实的压力和矛盾，姥爷在文革前一年因脑溢血去世享年65岁，那时候我已经出生，1966年文革爆发，街道主任带领人拆家，母亲很害怕，动员阿娘把家里的金银珠宝上交，阿娘老老实实包了一大包交到街道主任张秀贤家，这个街道大妈家住华山路九号，没想到街道主任反道说交的不全竟带人来我家拆家，搬空了家里的东西不说还要批斗，苦难和对资本家的仇恨都落在了一个家庭妇女没有文化的我阿娘身上，从我懂事起我就是陪着姥姥扫大街，街道批斗开会，变卖家产，和拍卖的人讲价，在我的记忆中家一次次被炒，一地散落的照片碎纸和姥姥忧伤无助的眼神，那个画面永久地刻在了我的脑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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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发呆的地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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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龙江路38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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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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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在这里能看到大海 |
多少年后我上了大学，来到了北京，结婚生子，我以为我会忘掉我的童年，有一天我看谢晋拍的电影芙蓉镇，性格坚强的胡玉音拿着大扫把扫大街，每扫一下都让我痛苦万分，直到姜文饰演的右派被判刑押走了，临行前给爱人刘晓庆的最后一句话是：“活下去！像牲口一样活下去！” 我的泪水像开闸的洪水狂泻而下，我知道那份屈辱是多少幸福也抹不平的。
我是跟着阿娘在青岛长大的，爸妈在我4岁的时候离婚，妈妈去了北京，阿娘带着我哥我姐和我在青岛，我在那里一直到18岁考大学离开，其实在我初中的时候，我妈在北京搞到了两个北京户口，允许两个孩子跟她去北京生活，上个世纪户口简直象征着身份，北京户口有着待遇权利福利的标签，甚至可以改变命运，家里让我和小妹跟母亲去北京，我死活不肯，愣是让这个名额白白浪费了，我真的不需要多好的生活，想不出命运会如何变化，只知道我不能离开阿娘，阿娘一直信佛以前很虔诚的去湛山寺，初一，十五要吃素，后来文革破四旧，就不在当着孩子的面烧香拜佛了，我每次生活里重大事件都是阿娘在保佑，我高考前一天阿娘把我的准考证要走了，我从门缝里看见她烧香磕头，书架上摆着我的准考证，77年78年我都参加了高考，成绩在青岛都是名列前茅，我知道阿娘功不可抹！阿娘由于过度操劳，身体越来越不好，我哥和我总是给她搬个凳子坐下让她指挥并看着我们干活，我和我哥推着车去各家撮垃圾又脏又臭，回到家阿娘给我们洗脸，这是我们之间的默契，阿娘活到80岁，那是1980年的冬天他老人家哮喘发作伴发心力衰竭，我当时在北航读书没有看到她最后一眼，在阿娘的棺木前我哭的撕心裂肺，把在场的所有亲属都给哭懵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为她坎坷的生活哭喊？为我失去的爱嚎啕？我的依恋我的那份心灵深处仅有的柔情随着阿娘永远地离去了……
嗨，说不说我妈我爸呢？其实这是我家的禁区，自从爸妈离婚，家里规定谁都不许提这个人，我原本姓李叫李平，后来四个孩子都改了名字随我妈姓了，我都记不清我爸叫什么名字了因为老人们都叫他十三点。
解放前后，马家还算富有，马小姐也就是我妈在北平读书，我妈从小在教会学校长大，解放前就读燕京大学音乐系主修钢琴，1949年北平解放，姥爷觉得局势复杂让我妈退学回家，1951年12月燕大由私立改为公立，解放军接管后学校的管理体制、课程设置等进行了改造，我妈再次回到北平并考入清华大学西语系，1952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三校的自然科学、人文学科学汇集统称北京大学，我妈成为北京大学西语系学生，并与我爸相识相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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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妈结婚 |
1955年我妈22岁跟我爸结婚。我爸叫李远桂广东梅县人，是印度尼西亚华侨，国内没有亲人，也没有钱，因为门不当户不对，遭到家里人一至反对，尤其我阿娘，她叫我爸瘪三，高攀了她的宝贝女儿，但我爸聪明会来事儿，关键是我妈喜欢，家人妥协了，当初的几年他们很恩爱，他们在北京交通部工作后来还去大连海运学院当老师，两人还有不少货船的发明证书，结婚一年后他们有了我哥，然后一年一个生下了我姐，我，我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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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 |
我4岁那年他们离婚了，那时离婚是个惊人的事件，四个孩子都判给了我妈，我爸每月的工资有15元拨给我妈做为孩子的抚养费，从此我妈每月用84元养活一家人一过就是10年，我妈有个闺蜜宋阿姨，总是跟我们提起这事：你们长大以后一定对你妈好，她太不容易了，所有的钱都寄回家，在干校里每天吃咸菜。我爸妈为什么离婚一直是个谜，我们不敢问，有说我爸婚外情，也有说爸倒卖黄金，是右派是反革命分子。那年我上大学毕业留校，学校需要政审填写父母情况，父亲情况我不知道，但是学校就有这个本事，居然找到了我爸的消息，档案资料显示他被劳教过，目前在南京港务局工作，这件事情我至今也没有告诉我妈。
母亲带着我妹在北京，我们几个孩子从小没爹没娘，好好活着就是阿娘和母亲对我们的希望，街道里四处都贴着标语，打到地富反坏右，姥姥是资本家，我有时候觉得很庆幸，因为资本家并不在打倒的标语里，我们如果努力进步还是有希望的，每次填表我都想要是能把我姨填上就好了，她上中学就是中共地下党了，有一次学校里通知，毛主席送的芒果要来青岛了，我很荣幸被选进欢迎的队伍，队伍一共三排，我被安排在最后一排，我很满足，我反复练习从不马虎，终于等到了那天，但是就在那一天老师告诉我你不能去欢迎芒果因为你不符合条件，我和姐姐远远地看着这么多激动的人群欢迎一个车顶上的盒子，从那以后努力进步就是我们几个孩子的方向，但是无论我们怎么表现我们都入不了红小兵，红卫兵，有一天我哥高兴地跑回家说他入了红卫兵，全家人高兴啊，比过节还热闹，我和姐姐羡慕极了，可是没过几个小时我哥被通知那是保皇派发的袖章一律作废！这是我们离组织最近的一次成功。
现在讲述我小时候的生活感觉很压抑凄惨，但说实在的我们当时没有这种感觉，那时要求很简单，有鞋有衣服穿吃饱，没钱买海鲜就去海边挖蛤蜊吃，几个孩子去砸石头卖钱，一车石头卖8分钱，能一顿红烧肉就是幸福，怎么说呢，或许是贫穷限制了想象力？多少年后落实政策政府只还回了一架钢琴（这架钢琴一直放在天主教堂里才得以保存下来）和一只水桶，那些银器，家具，金叉首饰都成了我阿娘口中的往事，尽管母亲是学音乐的，但四个孩子没有一个会音乐，从我们这一代被党和政府彻底地改造了，除了可怜的一点点书本知识和患难共苦兄妹之情，我们一无所有，我最喜欢唱崔健的歌：我曾經問個不休，妳何時跟我走，可妳卻總是笑我，一無所有 ，我要給妳我的追求，還有我的自由，可妳卻總是笑我，一無所有…那种撕裂沙哑的呐喊喊出了命运强加给我们的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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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四个 |
1975年党中央落实政策，沾我舅舅的光，政府同意还给我们两座祖屋，其他的房子不再退还，青岛龙江路38号归于我妈名下，这是一座黄色的二层小楼，我是在这里出生长大，文革期间这里最多曾住过5-6家人，有个不大不小的院子，我记得我们曾经爬墙去隔壁的院子偷过柿子，养过鸡养过兔子晒地瓜干，门前的石阶是我坐着发呆的地方，冬天的院子透着月光撒尽了寂静，干枯的树枝沙沙作响，秋天头顶上南飞的大雁让人兴奋高喊，夏天太阳炙烤小草好似随时都会燃烧，还有春天那含苞待放的花朵在雷雨风暴后竟然绽放，那一草一木，花开花谢，一梦一轮回，亦醒亦沉醉，伴着我成长，带给我时有时无的沉重，希望和快乐。
为了让我早日回到母亲的身边，阿娘坚决让我放弃77年的青岛化工学院的录取，78年重新高考我考入了北京航天航空大学电机系，如阿娘所愿来到我母亲的城市-北京。我从来没有对母亲的那种依恋，母亲给我的感觉如同学校里的老师教授，是我尊重的人之一仅此而已，但是北京确实是一个改写命运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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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妹，我妈，我，我哥 |
我爱北京天安门！上篇完 写于2024年
下集 - 我妈走了
2025年12月的一个周六，我正和几位朋友在美国俄克拉荷马州的 Cross Timbers 林地徒步，冬日的林地空旷而静谧，枯叶在脚下发出轻微的碎响。就在这时，手机突然震动，是北京打来的电话。
小妹的声音在电话那头颤抖着：“哥，妈不行了。” 我几乎是吼出来的：“快打120！马上！”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瞬，她低声说：“让妈走吧……她想阿娘了。”
那一刻，林地的风声脚下的土地身边的朋友，仿佛同时远去。世界突然失声，只剩下一种无可挽回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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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年的母亲大人 |
几周前，我刚从北京回来。那一次，我们四个兄弟姐妹难得齐聚，为母亲过她 93 岁的生日。母亲早已不认识自己的孩子，插着鼻管，安静地躺在床上，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我们在她床前唱起生日歌，像是在用祝福敲击她垂危的生命；用香草蛋糕的清香，试图唤醒她早已沉睡的灵魂。那是一种近乎徒劳，却又不肯放弃的努力。
最终，我还是带着遗憾离开了北京，把没来得及说完的话，留在了她身边。
继续上篇讲我的故事，1978年那一年，我从青岛考入 北京航空学院，第一次离开阿娘来到北京，与母亲团聚。户口也随之迁入学校，因为母亲在北京，理论上我是“半个北京人”。上大学的四年里，我没有向母亲要过一分钱，每月 18 元的奖学金，支撑我读完了大学。四年里，没买过一件新衣服，没添过一双新鞋。寒暑假，我总能攒下一点钱，坐火车回青岛看阿娘；平日的周末，和所有外地生一样，无处可去，便一头扎进图书馆。
我们班的班长是北京的高干子弟，他很照顾我们这些“无家可归”的同学，我和他住同一间宿舍，他对我影响极大。看到我吃苦耐劳成绩稳定，他提出要介绍我入团，这是我连做梦都不再想的事，竟这么轻而易举地实现了以至我好长时间都感到不真实。后来，我还当了班里的生活委员，我小心翼翼尽职尽责，只为不辜负这份信任。也正是在那段时间，我的人生第一次拐了个弯，朝着光亮的方向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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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家福 |
毕业后，我留校任教，又娶了北京的媳妇，成了一个“彻底的北京人”。我的命运也从此转变。
时间，慢慢解开了我与母亲之间的隔阂。我开始逐渐了解她的过往，也渐渐对她生出敬佩与崇拜。母亲曾在 国家海洋运输局工作，担任谈判翻译。改革开放初期，精通英语的她，在我眼里几乎是“神级人物”，仿佛拥有通天的本事。
后来，我和她的关系，竟不自觉地带着师生般的尊重与克制。她是最早一批辞去央企职务下海经商的人，为外国公司做代理。每次见她，都是西装革履，神采奕奕。她家的组合柜，出国人员服务部带回来的日本电器，和各种洋酒在灯光下闪耀，曾一度让我眼花缭乱。
而我，依旧过着清贫却自洽的生活。学校给年轻教师分了一间筒子楼，对面就是厕所。屋里一张上下铺，一张小书桌，我用小电炉煮挂面，周末和朋友们打牌，钻桌子。也许是习惯了清贫，也许是自小的不自信让我对繁华保持距离，我从未被外面的世界真正诱惑过。我很满足。
后来，出国潮在校园里掀起，没有什么宏大的志向的我只是随波逐流。我读过日语，也学过德语，最终在1992年落脚美国，进入俄亥俄州迈阿密大学深造，学业完成我顺利地找到工作。老婆在国内是名儿科医生来美国转行在德州一所顶尖的医学院做IT工作，孕育一儿一女。
小插曲，2008年因为我儿子一句话，问我他有爷爷吗？于是我携妻带儿女瞒着老母亲踏上了回国寻父的旅程。先通过南京的朋友找到警察局的熟人，最终找到我爸工作的单位，拿到电话号码竟然拨打成功，虽然与他现任的老婆有些误会但我最终还是与我爸见了面，这也是我唯一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见面，我跟他长得很像，小时候只要我一淘气，阿娘就会骂我：跟你爸没什么两样，小十三点！这次见面与其说是寻父不如说是给我的后代一个交代也圆了我的好奇心，没有电影里的催人泪下，也没有爱和恨，父母婚姻的不幸是时代的产物，也是我生命里的痛......
如今，我在美国达拉斯安度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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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小家 |
回头看，马家在我这一代被彻底改写。也许这是命运的安排，但更是我一生的写照，在时代的洪流里缓慢前行，默默转弯，却终究走到了属于自己的岸边。
生活再继续，我的后代在美国受到良好的教育，他们的成长之路让我羡慕不已，我为他们感到骄傲！老马家的家史还在继书写（儿子目前在硅谷创业，女儿在德州最好的医学院当急诊医生和助理教授......）
未完待续 写于2026年初
